國立中央大學 - 台灣歷史教學資料庫

摘要內容

本文共分為序論、「南進政策的推動者」、結論三部份，其中在「南進政策的推動者」一部份作者又細分為「南進的準備」、「南進要員的培訓」、「南進的宣導」、「南進政策實態」。

首先，作者對於「大正南進期」作一說明與介紹。所謂大正期的「南進論」，以往均認為以內南洋為主，然根據矢野暢的指稱，外南洋實為日本利益圈的第一線。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國內一般產業，因戰爭而產生空前的好景，生產急速擴大、大量資金儲存、各項新興工業投資，且歐美諸國因戰爭而面臨商品滯銷，無暇兼顧亞洲與東南亞市場，致使日本商品得以獨占市場。當時以香港、新加坡為外銷的貿易仲介的日商，如鈴木商店、三井物產等獨占商機，又因橡膠價格昂貴，導致馬來半島柔佛之橡膠園興盛發展。此等契機，奠定了日本的南進期。明治期台灣採取的南進地點為福建，其次為廣東。領台的當政者，視華南與台灣為一體，故有治台灣當先制華南的共識。台灣於明治時代，已進行戶口調查、土地整理、舊慣調查等工作，在農產品、礦業、林業、水產業等方面均有所增長，伴隨產業的發展，增進內台的貿易經濟，奠定財務自給自足無須仰賴日本內地的支援之基礎。大正三年以後，內台治安漸趨穩定，衛生狀態也因防疫的實行，抑制了黑死病與瘧疾的蔓延。台灣的開發，顯示日本往南發展之企圖，台灣為南進的機要關鍵。明治時期的南進政策，從華南地區擴展至南方各國區域，配合日本的「大正南進期」步調，台灣亦進入「大正南進期」時代。

其次，在「南進政策的推動者」部份，作者首先敘述台灣在南進時期政策的執行者，此外又對所謂的南進政策分成「南進的準備」、「南進要員的培訓」、「南進的宣導」、「南進政策實態」四部份作說明。台灣南進政策最積極推動起於安東、明石兩任總督時代，與其輔佐的民政長官為內田嘉吉與下村宏。內田嘉吉與田健治郎設立南洋協會，著有關於台灣南進問題的『國民南洋發展策』，積極展開南進活動。下村宏於大正四年被拔擢為台灣民政長官，奠定了南進政策的基礎路線，其最大的施政為整頓台灣殖民地，使日本得以於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帝國的身分進軍新的世界局勢中。台灣總督府所提出南進的主要事項，如教育機構的施行、醫院的經營、報章工作的發行等，均為輔佐安東、明石總督的下村民政長官的成果。當台灣總督府官員進行策劃南進計畫之時，民間以有以經濟力量打入南方者，即台灣銀行的柳生一義（1864-1920）。柳生一義主張欲進入南支金融市場，必先讓日本銀?流入當地，再以台灣銀行代辦兌換日銀支票的方式，並於大正四年十一月，成立華僑銀行，提出「習俗相同的日華兩國人民能共同投資豐富的資金，創立以南洋全土為營業範圍，及連繫南支、日本金融的大型華僑銀行」。然華僑銀行案在柳生任內並未實行，而由後任的台灣銀行總裁續辦。大正八年由台灣富豪林熊徵與住台爪哇的籍民郭春秧等人合資，設立華南銀行（本店、台北）。

關於「南進的準備」部份，作者提到下村宏上任後，開始各機關官員時地考察機會，增進南支南洋的必要知識、實施對南支南洋調查，在大正七年後期，總督府開始佈置調查機構，並先後編輯發行「海外調查」、「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等。當時總督府調查所調查的地域包含南支（海南島、雲南、貴州）、南洋（印度、澳洲、紐西蘭、太平洋諸島）。調查員將所調查、蒐集的重要資料出版，提供於相關部門情報資料使用，增加各部門首長、行政官員對南支南洋動向與國際關係等相關知識。調查課刊行的刊物包括有『內外情報』、『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海外調查』、『南洋年鑑』。

在「南進要員的培訓」方面，大正十一年發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且因在台灣增設中學及專以實務為主的教育機構，又依專科學校法，成立醫學、商業、農業學校，並將台灣南進時教科內容加入課程，以南進問題作為學校教育的方針。 醫學教育方面，明治三十二年後藤新平等人設立醫學院，以能活躍於台灣及南支南洋為目的，明治四十年後，更增設「熱帶醫學研究」為必修，大正七年更細分研究，在醫學課程的第一年採專攻熱帶醫學制，開設衛生、微生物、熱帶病學、殖民地衛生制度等特殊科目。商業專科學校的設立始於大正八年，設立於台南者專以台灣人為主；以內地人為對象的高等商業學校則設立於台北。商業專業學校原為應南支南洋的經濟發展需求，增收學生人數，後於大正十一年的教育令中，規定在現有在校生畢業後即廢校，而新設台南高等商業，至昭和時期，以台灣不需要商校為由，將之併入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即總督府等商業學校）。大正十二年二月校方設置「南支南洋經濟研究會」進行調查有關南支南洋經濟及其他事項，收集各類參考圖書資料、發行研究報告書等，鼓勵旅遊南支南洋。農林學校的設置，大正七年由下村民正長官向明石總督建議，應在台灣設立以熱帶農業為主的高等農林學校，大正八年依本島人教育體系基礎的台灣教育令規定，設立以農林教育為主的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於台北，至大正十一年四月由總督府研究所技師大島金太郎擔任校長開校，設置高等農林學校，農業、林業科各30名，昭和二年五月改稱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昭和三年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培訓許多在南方各地活躍的重要成員。

在「南進的宣導」方面，大正四年民政官內田嘉吉，招請松岡富雄、奧山章次郎等，商議所設南洋協會，設置台灣支部等事情。大正五年為紀念治台二十年，舉辦勸業共進會，並利用舉辦期間召開南洋協會台灣支部開會式及第一屆總會。南洋協會台灣支部在總督府的協助下，與本會積極展開活動，如舉辦演講會、語言講習會、發行圖書、發行『台灣協會會報』與『台灣時報』等。大正五年春，台灣總督府命令大阪商船開通以台灣為起點的南洋航路，而舉辦南洋觀光團。大正五年的四月十日至五月九日，內田嘉吉假民政長官之名，於台北召開台灣勸業共進會，向內外展示台灣的產業經濟情況，且招請華南地方、南洋、內南洋等展出品，並收集展示各種自然產物、農產品、商品等，不僅使來台內地人進一步了解台灣實情，又明白華南、東南亞的現狀，激發他們改造並啟發台灣本地的內臺人，共同開拓南方。

在「南進政策實態」方面，作者主要針對銀行關係、國人事業關係、協會關係等補助事項略作敘述。銀行補助方面，有臺灣銀行、華南銀行、新高銀行三行。台灣銀行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在台北展開營業，是兼具中央銀行與都市銀行性格的政府機構，由於銀行本身具日本南進基地金融機關功能，故早已計畫擴大營業往南支南洋發展，台灣銀行與神戶鈴木商店關係密切，一次大戰末期受經濟不景氣、關東大地震等影響，日本經濟每況愈下，導致其經營失敗，台灣銀行於昭和二年呈現破產事實，最後有賴政府及日本銀行融資協助，得以延續經營，於是改變方針為「以提供台灣產業資金為中心，有余力再經營南支的外國金融事業」。華南銀行為大正八年由台灣土著資本家林熊徵，爪哇住台籍民郭春秧為中心，加上霧峰林烈堂、高雄陳中和以及其他南洋華僑，共同合資一千万?的華僑銀行。新高銀行，於大正五年一月設置，是台灣財界有力者以提供茶業資金為目的，所計畫而成，並與台灣銀行各地分行等互相連攜執行銀行業務，大正十二年八月與嘉義銀行合併為台灣商工銀行。企業（拓殖關係）的補助方面，所補助的對象包含有南洋興農組合、比律賓拓殖株式會社、婆羅洲拓殖株式會社、印度支那企業組合、暹羅拓殖組合等，其補助大多數是屬於發展事業所需的基本調查及實驗栽培的補助。協會關係方面，有大正四年創立的南洋協會，以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副總裁，與台灣總督府結有特別的關係，財政均仰賴總督府補助。由大正南進期時海外進岀風氣盛，均以土地佔領為目標政策，而未考慮到親善關係，為補足此缺點，於大正七年組成日蘭通交調查會，主要依靠會員費進行營運，又有接受外務省、海軍、南洋廳、台灣總都府的補助金。

總言之，大正南進期台灣以異常地態度積極參與，將以往的華南路線，擴大至東南亞路線。隨著經濟大恐慌與不景氣，使得日本的南進熱冷卻、消盡，但在台灣部分仍是默默繼續進行。昭和初期，日本勢力橫掃全亞洲，這些在大正南進期所培訓的南方要員，再度大放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