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內容
在序章中,我們確認台灣威權主義體制的各種特徵,並在歷史視野中,概觀國家與社會出現相互作用的舞台-戰後台灣;在第一部,探討包括前史的台灣政治體制之中心~疑似列寧主義的政黨國家黨國體制的確立,以及黨國體制所編組的戰後台灣社會。第二部則稍為觀察其經濟、社會變化之後,概觀其在對外危機與社會復甦中,體制改革及體制轉移的政治過程(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為止)。 我們從中發現,在戰後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結合的環境中,在台灣確立自我地位的國民黨國家,乃於遭遇外部正統性危機,又受到隨著經濟成長而開始產生自我主張之台灣社會的挑戰時,巧妙地適應了內外變化,漸進地與威權主義訣別。 七○年代末開始的台灣型威權主義體制的轉型,應該是會在確立某種民主體制之後結束。但是,國民黨握著主導權,拖延攸關政權轉移之「奠基選舉」的「分期付款式民主化」,最後使得主張應該在分裂國家實際支配地區建立台灣國家,而不是中國國家的「台灣民族主義」,正式躍上政治舞台。 以戰後東亞分裂國家之一個分裂體出發的台灣,在經過民主化之後將往何處去?以下先將本書中對於台灣體制民主化的討論,簡略地整理並試圖做概念性的前景提示,接著思考這個東亞分裂國家之分裂體的民主化意義。 第一節 台灣型威權體制的變貌 ~ 一個概念性的前景提示 這十年來,台灣的政治體制變化的力向性,可以概括如下: A、「台灣化1」 台灣型威權主義體制的五個特徵當中,最先崩潰的是美國的支持=外部正統性。因七○年代初的美中接近及喪失聯合國代表權,「法統」體制的外部正統性轟然而倒。對於此外部正統性的大幅後退,當時實質上繼承最高權力的蔣經國,以強化內部正統性來對應。其方式包括啟用台灣人精英為中央層次的黨政要人,制定國會的部分定期改選=增額選舉的制度。加速啟用台灣人進入黨國精英,是在強化內部的正統性。這是使政治精英的族群二重構造出現的「台灣化」。為了區別下面敘述的廣義「台灣化」=「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台灣化2」),我們稱此為狹義的「台灣化」=「台灣化1」。 但在七○年代,從急速經濟發展帶來社會變動中,誕生廣大的台灣人中產階級,「台灣化1」的設計無法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因此產生以「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基底,要求解除戒嚴令、國會全面改選、貫徹地方自治(省主席民選等)的民主化運動=黨外勢力。 B、政治的自由化 七○年代末至八○年代初的複合危機,亦即來自台灣內部的黨外勢力、外部的美中建交、台美斷交,以及來自北京的「和平統一」攻勢等衝擊,黨國精英無法阻止黨外勢力率先開啟的「自由空閒」,因「自由空間」成為「公共財」,以致愈來愈多的社會集團也不斷擴大自我主張。壓力的極至,終於解除長期戒嚴令,解除「黨禁」、「報禁」等,採取明示的自由化措施。其後,在野黨民進黨誕生,文字媒體的面貌為之一變。黨國獨占的電子媒體也開始受到挑戰。黨國體制中樞機構集中的台北市街頭,成為示威浪潮的對象。在政治上,以特務機構恐怖威嚇來維持治安的方式已經失效,不得不轉換方針,改為在「社會抗議」的現場控制群眾。 在自由化之際,國民黨企圖做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框架(蔣經國三條件的法制化),主張「台灣獨立」者反而加以利用,而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同時,中國共產黨透過對外宣傳機構,或藉與來訪的台灣政客接觸,試圖對台灣內部的政冶做直接的掌握一開始出現「台灣海峽的政治」。 C、從「脫內戰化」到「憲政改革」 解除戒嚴令之後,九一年五月廢除實質凍結憲法的「動員勘亂臨時條款」。緊接著,因為學生運動的擴大,又廢除「懲治叛亂條例」。這些都是使台灣長期與大陸共產黨形成內戰態勢轉為形式化。對於台灣政治體制來說,民主化即是「脫內戰化」。九一年底,「萬年議員」終於退職,「法統」的實體於焉消滅。 至此,不得不正面出現在台灣政治秩序中的是「中華民國憲法」。然而,該憲法是在一九四○年代以「全中國」為對象做成的,所以顯然不能原封不動地適用於台灣。於是政局很快地圍繞在憲法層次的爭點(領土範圍、國號、中央政體等)。「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開始展開其最後階段=「憲政改革」,國民黨的「修憲」與民進黨的「制憲」=「台灣獨立」的主,在意見市場上角逐。 D、金權政治與國民黨的「自民黨化」 台灣政治構造的變化,已不僅是在黨國體制及反對勢力 之間拉鋸。無論是在反對勢力內部(學生、知識界的政治化,及海外勢力的加入等),甚或更重要的黨國體制內部及其補充性的部分也都出現政治構造的變化。 國會的部分定期改選制度化,使得立法院在決定政策上的重要性增大。於是,全國性的大企業財團已不能單靠尋求黨國精英中的個別性支持者,而開始在立法院也尋求影響力,他們或許支持擁有票源的政客,或許將自己的人才送入立法院。 國民黨在七○年代,曾經嚐試以自己的人才,而不依賴「地方派系」的獲票能力進行選舉,結果反而讓反對勢力獲得伸展的機會,以後在各種選舉便愈加依賴「地方派系」。在明示進行政治自由化以後。「軍公教人員」及「眷村」的「鐵票」凝聚力,在整體趨勢上也不如昔日,黨中央對「地方派系」的喊價能力下降。另外,在後蔣經國時期「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原則已經崩潰;在立法院內,甚至黨國體制各部門,已開始形成橫向連結的派閥。 在九二年底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以後,現行憲法規定之立法院對行政院長行使任命同意權(「憲政改革」即使在國民黨所說的小幅度「修憲」之後,立法院的此項權限也不可能被削去) ,便具有實質的意義。如此一來,立法委員選舉便具有左右行政權轉移的意義,該院的政治重要性便不可與往昔同日而語。而且,在這時期已不存在政治精英的二重結構機制。「地方派系」為擴大勢力與利益,將打破黨國體制所限制的縣、市地盤,公然在全台灣尋求同盟者,甚至更積極加強進入國會的目標。無論是在黨中央依然有基礎的黨國精英,還是財團等,也都會為了尋求提高獲票能力,而與這樣的勢力合流。於是,台灣內部形成從中央連動到地方的獲票機器,以及為了成篇掌握行政權之目標而進行多數派地位的中央政治機制,如果是以立法院為基礎來發展派閥,那麼便是國民黨的「自民黨化」。作者認為如果「憲政改革」由國民黨主導,而且國民黨若能避免分裂,同時民進黨仍然主張「台灣獨立」而無法獲得比黨外時代更多支持者的話,那麼在政黨體系上,若要發展成像日本「五五年體制」的「一黨優位政黨制」(dominantpartysystem),應該需要再經過幾次重要選舉(立法委員、台灣省主席、台北市長、高雄市長、甚至總統選舉)。 第二節 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以上四種變化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即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廣義的「台灣化」=「台灣化2」) ,對於此概括性的表現方式,還要補充以下兩論點。 A、「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 「憲政改革」如果如在野黨所說的是「制憲」,固為理所當然;即使以國民黨所說的「修憲」告終,也是與當初制定國家政治制度法源「中華民國憲法」所規範的對象,亦即中國大陸民意無關。在台灣新生的政治秩序,只有以台灣的民意來正統化:從這意義來看,「憲政改革」後出現的政冶體,尚能視之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同時,上述重要公職選舉之實施,即顯示戰後在台灣的「中國國家」,雖揭櫫「民主憲政」,但卻長期無法容忍出現以民意為基礎之「台灣規模」的政治權威等狀況,至此也終於不得不接受了。 B、省籍矛盾的黃昏 無論是國民黨的政治精英,還是反對運動的政治精英,對於省籍矛盾都相當謹慎。如前所述,他們都很努力處理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清算過去」問題,以及區分「台灣民族主義」議題(統獨問題)與省籍問題。更根本的是,國民黨開始致力於修訂戶籍法,八五年起身份證上除本籍外又設「出身地」(四十歲以下者幾乎都是「台灣」) ,甚至內政部開始檢討廢除「本籍」制度,並在九一年十二月立法院的司法、內政委員會通過該修正案。此外,國民黨從其重要人物的省籍構成來看,也已不再是「外省人」的黨;另外,主張、贊同「台灣獨立」者也有在台灣長大的「外省人」混雜其中。如前章所述,由於民主化、自由化的議題,與「國體」議題連動,以致難以形成新政治規則的共識。但筆者卻也認為,這點使得與省籍矛盾連動所將導致社會不安的可能性也正在減小中。 就台灣國家與社會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對於近現代台灣社會的歷史來說,可以明顯看到,當初外來性很高的「中華民國」這個中國國家,在經過近半世紀與台灣社會相互作用,特別是這十年的民主化過程,終於就要在台灣社會生根。 然而,回過來看,這個過程使分裂國家之分裂體間的關係,從敵對變成競爭,再從競爭轉變為協力局面,而台灣海峽由隔離之海,變成通商之海的過程,也是跟前述民主化的過程同時並行。在經濟上,台灣與已經有許多台資的福建省之間,顯然也有形成一個區域性經濟圈的形勢。 在此過程的終盤局面,就是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戲劇性地終止以四九年革命為政治正統性淵源的「革命政治」,接著是東西冷戰的最後終結、東歐民主化、蘇聯共產黨體制瓦解及蘇聯解體,而台灣正好遭逢這個世界史的大轉換局面。 台灣的民主化。「中華民國的台灣化」,是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結合的國際結構中存續之現代中國分裂國家的分裂體所產生的民主化。此亦可說是分裂國家的各個分裂體,不得不塑造其實效支配地區之住民為「國民」,同時結果雖必然產主彼我成果的跛行性,但卻是分裂國家內國民形成過程之分裂力學的產物。 然而,這個動力的影響條件如今已大幅改變,東西冷戰不復存在,隔絕兩者的意識形態,在民眾之間已經失去境界的意義。即使是在雙方的領導者之間,可能不久以後亦將喪失意義。此外,海峽兩岸在八七年秋以後的四年間,往來人數成長至二百萬人次,此數字所象徵的叟方交流,將對雙方社會持績帶來影響。 對於台灣的民主化而言,確實給此分裂國家的分裂體造成新的政治認同,但以近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的過程來看,新的政治認同,僅賴政治體內部的手續並不能安定。為求安定,圍繞新政冶體之力的關係變化,以及外部的國際社會認知。賦予外部正統性,多少是有其必要的。在形塑戰後世界的超大國之一已消失的新世界中,加之因西大平洋地區擴大經濟發展動力的刺激下,與敵對者發展經濟結合已有愈來愈深的趨勢中,如今將在台灣產生新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又將往何方發展?無論在台灣內部,或者是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還是在中國大陸內部,甚至在謀求形成「新秩序」的國際舞台上,都將展開激烈的拔河吧。結果可能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制」?「台灣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區」?還是「中華國家邦聯」?或是「中華經濟共同體」‥‥? 台灣從美國及日本產業的單純加工基地,成長為目前雖與美日仍然有差距,但已是輸出資本和技術、扮演牽引東南亞、中國大陸沿海產業的經濟體。如果考慮到這個事實的話,那麼在台灣的民主改革之後,所產生的新政治共同體,將會獲得何種外部正統性而安定,同時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定與繁榮有所貢獻?此點不僅是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問題,同時也必然是周邊各地區的政府、國民應該要認真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