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筱蓉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王嵩山（2007）言述展示是被文化地建構出來（culturally
construct）。展示是文化再現的一種形式，展示的隱喻是參觀者所常忽略而自動接收的。我們不斷經歷文化被展示、內化、在生產的過程，在其中我們看來似乎是客體，卻也參與了文化展示中的互動，作為能動者（agent），我們不可諱言的參與了某部分的文化展示與再生產。每一個博物館的設立都有其社會意義，殖民時期西方資本殖民母國所設立的博物館，為的是宣揚其國力與權威；戰爭博物館的設立譴責了戰爭中的惡行，付有極大的政治意涵。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也一起重新演述了博物館所愈形塑的文化隱喻與再生產，觀眾的存在是展示的根基，文化藉由展示，接收的觀眾再賦與其生命，觀眾的被動性與主動性，在此成為一種扭轉，觀眾或許是被動的參與，但卻主動生產了對於展示的各自演述。
博物館展示也表現了社會與生活意義，除了教育意涵，更表示了社會特殊的文化意涵，或者是促進觀光效益。我們不難看見許多真實的例子，例如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自1997年開幕之後將衰落的工業都市轉變為文化據點，利物浦碼頭更新與新設博物館帶動的觀光風潮（曾信傑
2005）。都市再生為解決都市問題方法之一，都市閒置空間再利用為博物館是目前時興作法，博物館看似為當地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進而做為一種地方行銷，重塑地方意象與都市功能。但博物館做為一種「文化生意」也未必全然是獲利，曾信傑（2005）認為文化行銷做為都市再生須具有下列策略：釐清基本課題、塑造文化特色、邀請社區參與及注重長期發展。近年來台灣的地方文化館如雨後春筍的林立，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都市重劃的核心任務，不斷增設的地方文化館與博物館，消耗了中央政府的文化財源，但卻未必成功。閒置空間的存在揭示了誰是掌握空間權力分配的主導者，而都市紋理的重劃，更顯示出權力對於空間的制約，地方文化館可以代表特殊的文化與歷史意涵，但不能遺漏的是與現今社會生活的聯結，塑造文化特色需要由地方與掌握權力者互相配合，如此才能長期發展。博物館做為一種都市再生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培養「觀眾」，與地方的發展結合，才不至於脫離根基，如建造空中樓閣！
王嵩山，2007，〈揭露的與隱藏的：臺灣博物館展示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博物館學季刊》，
21:3，pp.5-37
曾信傑，2005，〈文化行銷：博物館在都市再生中扮演之角色〉，《博物館學季刊》，19:4，pp.3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