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詩瑜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閱讀文章：余英時著，〈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聯經出版，2008
作者簡介：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內容簡述：
現代中國史學衰危，並不是孤立而突出的現象，而是因為史學為貫通之學，需要各個不同的學科的輔助，所以五、六十年前的中國，各個學科呈現枯竭停滯的現象，所以史學想當然爾，也無法有所發展，也造成了現代史學不振。
中國史學又分成很多流派：一是史料學派：以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主，是史學的下層基礎；一是史觀學派：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主要任務，是史學的上層建構。這兩個是研究史學時，所必須用的相輔相成的方法。但實踐的過程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跟史觀學派，不幸成了嚴重對立。近代的史料學派為史學而史學，與時代不分；史觀學派為現實而服務，失去了學術的立場，失去了客觀的立場，演變成極端的『影射史學』。而兩者皆為與史學俱來的基本要素，都為史學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的幾點觀察：
一、史學是綜合貫通，指的是史學家在研究某一段歷史時，不但要考慮事象在前後時代的縱的線索，還要注意到它與其他同時代的有關事象之間各種可能的關係。但是史學家卻不需要樣樣都要精通，只需尋找資料，來做參考研究之用。
二、方法論的引用。有兩層意義：（一）把史學方法看做是一般科學方法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引申；（二）各種專門學科的分析技術都可以幫助歷史解決問題。史學沒有固定的方法，是在不斷的吸收其他各有關科學的方法為己用。史學家要不斷的吸收新方法，可是卻不可迷信方法。從經驗科學中發展出來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際限；彼此借用之際，一定要考慮到因對象相異所產生的不同效果，新方法更是要經過反覆論證，所以史學研究沒有捷徑可走。
三、對史學的期待，史學研究可以使我們從多方面去認識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的過程，中國文化有其獨特的型態。歷史是連續性的，也是一種發展過程，並不是片段式的記憶。而且，透過史學的研究，歷史上的趨勢或潮流是能夠被發現的，並且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可以肯定在古與今、過去與現在之間是相通的。雖然史學不能預言，可是史學家卻可以以未來為念，多一分對過去的了解終究可以使我們在判斷將來的發展方面，多一分根據。
近代的史學發展呈現一種史料豐富而史學貧困的現象，史料學派在理論上否定了史學，史觀學派則注重西方的科學方法，結果都造成中國史學的荒竭。我們不但要以上述中國史學的缺點加以改進，還要在理論、方法或觀點上抱持著一種開放的態度。史學永遠不可能都是一個通則的，但在大關鍵上建立起的共同討論基礎也不是奢望，因為基於理性和證據的研究成果畢竟擁有最後的說服力量。透過比較我們可以更了解中國的文化型態，但是這個比較並不是比較史學，而是文化上的比較。但在比較的過程中，又會出現流弊，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西方學術所提供的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可以全盤的、完全的套在中國史學研究之上。而『類比』不只是在異中求同，也在同中求異，如能掌握在恰如其分的境界，則正是史學研究不斷進步的基本保證。史學研究是一種具體而踏實的工作，根基在於一點一滴平時的累積。我們認清了什麼是現階段中國史學的主要方法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小處開始著手，對關於中國史學上具有關鍵性的各類大大小小的問題，進行不斷的反覆分析與綜合，因為分析與綜合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辨證的關係。在某一類或某一時段的問題分析到可以做初步綜合的階段，我們便嘗試著去綜合；在綜合之中又發現了新的空隙，我們又可以重新從事分析工作。如此反覆，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從以上我們可以知道：史學研究的方法以及必須注意的事項，我們可以學習西方的科學方法，可是不可以全然實行，而且在史觀及史料之中，我們不可以只著重於某一方面，因為此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必須都重視之。而且研究史學必須是一步一步慢慢達成目標的，因為史學領域浩瀚無窮，博大精深，研究史學又無捷徑可循，所以，史學家必須有耐心有毅力的去尋求史學的知識，成為理想的史學家。
心得感想：
余先生，精闢的提出史學的研究景況與反省。作者反省中國的史學發展面對西方的衝擊時，如何因應？反觀我們對於客家的研究，客家人也是台灣早期移民的大部分，隨著客家人的移民，帶來了很多中國大傳統的文化，但也因為落地了，生了根，形成台灣特有的文化，無論客家或是福佬人，在台灣這塊土地都獻上了生命力，在那樣的艱困的開墾時代，用血汗與離鄉背井的憂傷，在這塊土地上打拼，也因此將在原鄉保護他們的神帶進了台灣這片土地上。
如今，我們翻閱很多文獻，發現的文獻記載，紀錄移民從原鄉來台的情況與當時的社會狀態。但是，現今存留的客家史蹟，也有相當多可以利用與考證的。史料多的時候，運用時就要非常小心，不能斷章取義，應該多方佐證。另外，可以運用其他學科的的方法，但卻要謹慎，要有敏銳的史觀，雖然余先生不斷的提醒後輩，研究史學無捷徑可循，必須有耐心與毅力去尋求，我想：客家研究若有更多的歷史性的研究，那麼，對於其他學科要分析或作資料引用時也是一個幫助。而史學家其實也可以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分析去觀察歷史，但必須謹慎與小心，不然會在框架中，而無法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