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鄭淑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研二生)】
我們的先輩雖然在語言的發展中分出時間和空間兩方面，但是並沒有意識到這兩方面的內在聯繫，不認識語言的地域差異在語言史研究中的價值。因此，傳統的音韻研究只注意書面材料，想從這些材料的分析中清理出語音發展的歷史。由顧炎武開始的清代語音學利用《詩經》的用韻和漢字的諧聲分析先秦的古音，歸納出《詩經》的韻部，整理出諧聲的系列，弄清了從上古到中古的韻類分合的演變情況，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所以夏炘在《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說》中根據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五家的韻部分立指出：”竊意增之無可復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於五先生之說者，皆異說也。”但是這樣的成就只能整理出韻部系統，無法對它進行具體的語音學描寫。這說明，語音史的研究只侷限於時間方面，終究有一天要走到盡頭。
關於切韻系統的韻書的研究與先秦古音的研究類似，也只侷限於時間的方面。而且，韻書是按韻編排的，並不能直接反應聲母的情況；一個韻可能包含若干個韻母，韻母的類並沒有明確分開。這些都難以清楚地記述當時真實的語音情況。宋元時期相繼出現的等韻圖是聲和韻的配合表，並且用「等」、「呼」之類的差別暗示韻母的差別，這比韻書的編排自然前有所進，但還沒有擺脫音類描寫的格局，說不清每一個音類所代表的具體音值。這也說明音韻學家還沒有意識到語言的空間差異在語言史研究中的價值。切韻音系的研究由於只侷限於時間的因素，因而到了五四前後也出現了危機，等韻圖的編制，至勞乃宣已走到窮途，宋元等韻的解釋，至黃季剛亦陷入絕境。
語言史研究中只考慮時間的因素，不考慮空間的差異，這反映方法論上的片面性。方法論上的片面性必然會影響語言研究的實踐。漢語音韻研究到五四前夕出現危機，一
時裡不知如何前進。舊方法的危機促使人們去探索新路。他們放眼歐美各國的研究，發現歷史比較法可以用來改進漢語的音韻研究，也就是感著比較語言學的需要了。所謂「比較語言學的需要」，就是要在方言的差異中研究語言的發展序列，把空間和時間的因素結合起來，對舊的方法進行一次重大的改革。
(摘錄自徐通鏘先生的歷史語言學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