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文伸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二生)】
經歷了十一月初的系所評鑑，讓我們一直在反思什麼是我們的定位，也不斷地思索什麼是客家政治經濟所必需學習的，師長所確立的大方向已使我們逐漸有了眉目，然而卻仍有些曖昧不明處，吾人所關心的議題仍在什麼是客家人的政治經濟，或許換個角度來思索也別有洞天。
這學期在客家社會文化所修習呂玫鍰老師的族群關係研究，並且參與了客家語文所舉辦的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欣然領受不同的觀點與思考樂趣，從他人的角度看自身研究的不同與不足：在關懷客家群體、族群活動的過程，一如我不斷地想瞭解政治與族群的關係。然而探討族群的角度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種族、心理，似乎其中都有「史」的觀念存在，「史」不能被忽視，似乎族群的形成過程較族群本質是什麼更為重要，也或許如此，建構論更加強調、誇大建構的特性，而族群即是一種概念，若從巴斯族群邊界來看，由互動而產生的區別，似乎也就是一種過程，既是概念又是由互動而產生，因而族群的實質看來也只是起始而非最終。
政治或許並不重要，這是我心裡對於政治的反抗，然而政治卻不得不重要，或許李區提出的理念模型也只是提供我們思考族群的變異與互動，然而放在我心裡的一塊石子卻是：既然政治不是劃分族群的唯一標準，為何提出政治時，總是驚天霹靂，不是「終極形式」就是「民族國家」，即使在臺灣的族群論述裡也不脫臺灣民族主義的論調，因而政治是什麼？大衛伊士頓說：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配置。基於此，政治的意涵在於分配的過程，族群劃分是一種分配，族群建構也是一種分配，只是我們是不是要把政治看得這麼重呢？誠如李區所言，政治結構只是其理念型，或許當我們在探討理念型時，更應該關注實際的社會脈絡情形，也才能得到較全面的觀照，也許我將政治視為一種過程，稍稍可以放下我對族群產生或建構的疑惑，進而探索其他層面。
當然與其說政治是一個場域，不如說是形成一個場域的過程，韋伯認為政治是族群的極端形式，也就需要修正，而巴斯的文化邊界也有可能透過政治的過程，政治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其框架或型塑了族群的範圍，但就過程而言，卻可以是變動的，就此而言，經濟因素：財產土地，宗教道德，血緣方言，才是用以形成族群的憑藉，也唯有此，政治之所以重要在於其手段，而目的方能不一而足，不論族群是原生，抑或是建構，是實存或是想像。從而言之，當我討論政治與族群關係時，假設將是：政治做為型塑族群的手段，其目的卻在文化、道德與經濟的利益，政治做為族群的終極形式，其意涵在於政治做為族群的最後手段，而其握有的利器是語言、文字或制度，族群也就朝向民族發展。另一方面，族群顯著的差異有時卻免去了此一手段，抑或：政治的區隔已在區分族群前已存在，政治如一把刀將人群切割，是在隱而不顯之時、之處，使之斷然崩解，如此，我們又可討論文化與政治上的互補與互用，在可任意變化族群認同的區域，做為理念的政治與文化似乎是互嵌的、或是不完全重疊的，文化需要政治的界線得以維繫，政治需要文化的內涵予以正當化，因而在文化的邊緣與政治的邊緣，得以任意交替認同。
然而政治的過程有時就像禮儀規範：以共同的行為語言，讓他人瞭解自己的意思。政治以權威性配置社會價值時，即在型塑共同的語言，就此而言，政治的過程就是儀禮的過程，而儀禮若為族群的核心，那政治似乎真是族群的終極型式，然而政治的本質是權力，權力追求的是生存與分配的力量，因而政治實乃介於過程與實體之間，在型塑之前，其為過程，在型塑之後，其為實體，然而卻在不斷的變動，亦為一過程。就此意義而言，神話亦復如是，政治也就是一種理念。
過去有人說：中國人不強調宗教，而強調思想與歷史，並取代了宗教觀。經過多年體會與學習，或許這種說法不見得正確，卻必需將中國人民分為士大夫與平民來看，傳統知識份子將信仰放在經史子集之天道、王道，而一般農民卻有五行觀念、道教膜拜，因而族群問題是否必然存在於中國社會，是有趣的思索課題：一來西方族群問題似乎與宗教改革有所關聯，其宗教信仰在西方社會是劃分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識份子與平民皆然，英國國教與天主教的區別可以借鑑；二來，臺灣社會又何以有族群區分，其正當性又總是被質疑。或許這兩點都可以讓我們思索自身社會族群問題。
臺灣社會族群似乎總是連結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意識的區別，這與西方族群興起似乎文化脈絡大相徑庭，也使得臺灣族群問題不是神聖化，卻是政治化，畢竟民族國家是政治的產物，我們似乎要瞭解臺灣族群產生的政治目的，一如我們必需瞭解西方社會宗教所具有的重要因素，臺灣族群問題脫離不了政治化並非政治人物個人問題，而是一種群體的國族想像，因此族群政治無可避免，然而是否最終消失，一如討論所言：只有族群回歸到國族的整合之中。
最後，現代社會族群之所以重要以及神聖化，相信即是世俗化以及共產解體的結果，使得宗教基本教義得以興起，更是說：世俗化是原因，共產解體是催化劑，而宗教基本教義藉族群、民族主義得以復甦，也因此世俗的民族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得以冷戰後興起，而Smith卻注意到族群與國族神聖化的現象。Smith文章主要在論述族群得以神聖化的過程，然而族群之所以被神聖化或許可歸因於社會心理，族群的存在乃個人尋求群體的連結，而神聖化族群則取代了宗教的功能，使人心有所依歸，一如人們的嘲解語：現代的宗教是資本主義，或許兩者有異取同工之妙。從此觀之，神聖化族群也只是工具論、建構論的產物，並非回到族群本質，即使提出「深厚的文化資源」與宗教作用的連結，仍只是建構論的說法，因而探討族群的爭議會在此存在，也會在此消失，存在的原因乃族群與種族之區別，消失的原因則是熱潮一過，族群仍回歸到國族的整合之中，即使整合不那麼成功。
閱讀篇章：
1. Landau, Jacob (1996) “Diaspora and Language” In Ethnicity
(Oxford Readers),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1-226.
2. Smith, Anthony D. (2000) “Sacred Ethnicity: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Persistence and Renewal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Managing Ethnicity: Perspectives from Folklore Studie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Regina Bendix and Herman Roodenburg
eds.. Amsterdam: the editors. Pp. 97-120.
3. 李區(E.R.LEACH)著，張恭啟與黃道琳譯，1998，《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臺北：唐山。頁233-274。
